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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花缘》研究引发的思考(提要)

2013/4/3 6:15:03 【字体:

 

吴中游子

摘要:《镜花缘》研究在二十世纪取得了许多成绩,但也有诸多不尽人意之处。究其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研究者的心态有偏差;二是研究者的思路囿于俗套。这两方面原因导致《镜花缘》研究和其它古典小说名著的研究一样,人为地生出些许波澜,并为此争论不休。而对于文本的研究,却一直没有能够很好地展开。

关键词:《镜花缘》研究;心态偏差;囿于俗套

   《镜花缘》研究在二十世纪取得了许多成绩,但也有诸多不尽人意之处。本文试就研究中取得的成绩作一概述,并就出现的相关问题,作些阐发,以就教于方家。

  一    作者研究

 

    应该说,《镜花缘》研究所取得的成绩是令人瞩目的。正象中国其它古典小说名著的被发现与研究一样,研究者的视角往往首先投之于小说作者行状的考索。就《镜花缘》而言,最早对其作者进行考索并勾勒出基本情况的是胡适先生;在其1923年所作之《<镜花缘>的引论》一文中,对小说作者进行了考辨,并描述了李汝珍的大概行状;然限于当时资料,胡文疏漏之处亦不少。之后,当地学者孙佳讯结合地方文献及与李汝珍交游的朋辈诗文中的有关描述,对《镜花缘》作者问题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也显得更为客观和公正,其所发掘的相关资料一直得到学界的重视;后来,孙氏将个人有关《镜花缘》的研究文字结集为《<镜花缘>公案辨疑》一书,流布甚广,影响颇大。至此,李汝珍的行状得到基本描述,也得到学界认可。

    在关于《镜花缘》著作权问题上,也有过较为激烈的争论。争论双方主要以吴鲁星、许绍蘧为一方,主许氏兄弟说;以孙佳讯为一方,主李汝珍说。孙氏以其颇为翔实的材料和扎实周密的考订,力主己说,学界也基本倾向孙说,这一段公案似乎到此了结。

         文本研究

 

    相较上述对《镜花缘》作者研究情况而言,文本研究似乎显得冷清且缺乏力度。据汪龙麟《20世纪<镜花缘>研究述评》一文介绍,自胡适对《镜花缘》进行考订之后直到1999年,在近八十年的时间里,共统计到有关《镜花缘》的专题论文78篇,即大致一年一篇;另外,八十年代后出版了有关《镜花缘》的研究专著4部,还有各类校注本、改编本30来种。[1]尽管这个数据不一定完全,但已基本反映出学界对《镜花缘》研究的态度。概括而言,上个世纪对文本研究的视角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镜花缘》主题思想的研究。最典型的是关于女权问题的讨论,由胡适首先提出。他在《<镜花缘>的引论》一文中谈到:

    李汝珍所见的是几千年来忽略了的妇女问题,他是中国最早提出这个妇女问题的人,他的《镜花缘》是一部讨论妇女问题的小说。[2]

对于这一看法,后来的论者有附和发挥的,也有提出商榷的,更有反对者。陈文新认为:“从结构看,《镜花缘》是一部游记小说;从主题看,《镜花缘》是一部讨论妇女问题的小说;从风格看,《镜花缘》是一部诙谐小说;从题材看,《镜花缘》是一部博物体小说。” [3]似有折衷之意,但最后陈文新仍从按题材分类的惯例得出结论:“《镜花缘》是中国第一部长篇博物体小说”。[3]将妇女问题淡化了。

二、才学小说。鲁迅在其《中国小说史略》中,指《镜花缘》为“盖以为学术之汇流,文艺之列肆,然亦与《万宝全书》为邻比矣” 。[4]因此书的博学多识而将之归到“清之以小说见才学者”之列。[4]之后持此观点者亦不乏其人,但基本没有超越鲁迅的认识。

三、讽刺艺术的研究。夏志清认为“《镜花缘》大有讽刺之名,却未尽讽刺之责,这部小说还未到一半的时候,李汝珍早就放弃讽刺家的任务”。[5]而台湾学者苏淑芬、吕觐芬则认为:李汝珍用寓言达到讽刺目的,同时也提出各种社会问题。[6]台湾另一位学者王安琪则对小说中“掉书袋”的写法进行了审视,并得出结论:小说中的诗文、酒令、双关语等,是全书讽刺的一部分,不可或缺。[7]

四、结构研究。关于结构问题,多有探讨。李汉秋、胡益民将《镜花缘》的结构分为楔子、前半、后半、结尾四部分,李时人也有大致相同的看法;河正玉则将小说分成五个部分,并有若干附和者,但分法略有不同;李长之将小说分为六个部分,并给每一部分重新冠以名目;人民文学、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的《镜花缘》则在前言中无一例外地把小说分为前半部和后半部,这种分法也影响甚大。[8]此外还有一些探索性的研究,也对这部小说的结构进行了多角度的思考和解读,如乐蘅军、林连祥、李丰懋等。

五、比较研究。主要分两个方面:一是和中国其他古典小说的比较研究,如《水浒后传》、《西游记》,而最多的则是《红楼梦》;一是和国外相关作品的比较,谈得最多的是《格列佛游记》,学界似乎对此兴趣甚浓。但客观地看,所涉及的研究还不够拓展和深入,往往流于文本叙事模式的比附分析,缺少深层次的挖掘和阐述。

     研究思路的拓展和更新

 

    综合上述两个方面的研究情况,我们觉得:二十世纪的《镜花缘》研究之所以没能形成大的格局,原因有两个:一是研究者的心态有偏差;二是研究者的思路囿于俗套。这两方面原因导致《镜花缘》研究和其它古典小说名著的研究一样,人为地生出些许波澜,并为此争论不休,反而将文本研究淡化了。

    其实,在我们看来,有若干问题已经不成问题,没有必要花费那么多精力去做明显没有意义的“研究”,或人为地制造一些轰动效应。如关于《镜花缘》作者问题,本来经过对已经发现的材料的梳理,有了较为明晰的结论,可不知出于一种怎样的心理,偏偏有人提出“许作说”或“许凑说”,持论之据又脆弱不堪,或纯作揣测之辞,焉能服人?不客气地讲,这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探究了,它与个人的功利得失、家族荣耀等等纠结在一起,故很难客观公正、心平气和地讨论这类问题,这就是研究的心态问题,一旦有了偏差,就难以得出实事求是的结论,我们有不少研究者就怀有这样的心理。时至当下,在板浦许氏后人中,持上述“许作说”或“许凑说”者依然存在,不难看出其心理的偏向!

    由此我们也思考:小说作者权的确认或小说作者行迹的考索对于某部小说的研究而言,到底是否如我们一些学者所言,具有那么重要的意义?舍此就不能展开对文本的研究了?多年来,我们在小说研究方面基本形成了一种套路:确认著作权,考订作者生平,探究其交游行状,进而研究文本……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在这样的研究思路下,文本研究往往被悬置起来,因为在一些权威眼中,这种研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功夫”, 无足挂齿。所以,为了有新的“发现”,有人不惜作假,这实在是一代学人的悲剧。生活在当下物欲横流的社会,夫复何言?

    看来,我们对于小说研究的思路,不能不作一些调整了。尤其对于文本本身及小说传播的重视和研究,对小说与地方文化关系的必要关注,是我们每个研究者应有之责;如能在前人基础上踵事增华,那更是我们的福音了。